披露古今中外,形形色色的性文化，當然中國作為文明古國，有其自己的性文化，下面我們來了解下。

在21世紀，性學研究得到了很大的發展，綜合性和多學科研究大大地豐富了性學研究;性文化與性藝術研究，過去曾經是邊沿學科而不受重視;在中國，囿于傳統文化的局限，性藝術一直被視為低下、粗俗乃至淫蕩和不堪入目的。最近，中國性學會召開了年度學會，很多學者提出了要開放性學研究的范圍，而且把性文化和性藝術正式列入到中國性學研究的范圍之內，這是一個很重要和很有意義的決策。實際上，早在20世紀60年代西方性學研究的初期階段，西方性學研究就已經把性文化與性藝術包含在性學研究之內;而在西方的大學中，也在此時，開設了性藝術史課程。筆者在美國大學教書時，就看到有幾個大學甚至開設了“情色電影欣賞”或“情色藝術研究”等性藝術課程，有的還是由女老師講授的。在這些課程中，中國的春宮藝術與日本的浮世繪時常被作為研究的對象。筆者有幸到西歐國家講學，諸如德國、法國、意大利等國，發現這些國家在性文化與性藝術的研究和討論中是比較開放的和合理的，西方學者并沒有像中國學者那樣把性藝術列為淫穢之列，而是注重它的藝術性。我在西方各國看到的春宮圖作品比在國內見到的多得多。

1 中國春宮藝術的源流

按照國內一些學長的考證，一般認為中國春宮藝術原始于西漢漢景帝子惠王劉越之后裔劉海陽(公元前64年至公元前50年)所在封地廣川郡(今河北省棗強縣)的宮室中所繪制的男女性愛的壁畫。從文化-藝術史來看，中國的春宮畫在公元1世紀左右，古代經典名著《素女經》中已經出現了描繪性愛的插圖。《素女經》中的“九勢篇”和《洞玄子》內的三十法等，都有一些圖畫作為文字的說明。 此外漢朝劉向在其所著的《列女傳》一書中，曾經講過殷商之末，殷紂王在宮中舉行餐宴時，他懷中擁抱妲己恣意尋歡作樂時，在他們的床邊，就有繪滿春宮的屏風，兩個人一邊觀賞，一邊做愛。在后漢出現的《同聲歌》和當時婚嫁時，給新娘的陪嫁嫁妝中，就有春宮畫圖等，用以指導新歡夫妻的性生活和性愛活動等。這些被稱之為《女兒圖》和《枕邊書》的東西一直流傳到現今。

從唐朝到宋朝，曾經出現過一些繪畫春宮的畫家，他們的作品不但反映過當時時代的風貌，也表現出中國繪畫藝術的發展與風格。有一幅題為《熙陵幸小周后圖》就是一例，描繪的是南唐后主的妻子大周皇后去世之后，李后主冊封其妻妹為小周后。南唐亡國之后，小周后貌美，為宋太宗所喜愛，將她宣召宮中，多次強行奸污。此事被一畫家得知，私下繪制一幅圖畫，即《熙陵幸小周后圖》。因為宋太宗死后葬于河南鞏縣的永熙陵，所以以“熙陵”暗示宋太宗。此畫的摹本現在日本的一家美術館內。又有一幅宋人所繪《嘗后圖》，圖中一婦人裸跣，為數人抬起，周圍諸人，皆甲胄帶刀，乃軍士也，有嗜唇，吸乳以及咬噬臂股足者。惟一大將露形而近之，更一人摯之不就，又有持足帛履襪向追逐者，計有十九人。其畫上題：“南叱驚風，汴城吹動。吹出鮮花紅熏熏，潑蝶攢蜂不珍重。棄雪拼香。無處著這面孔，一綜兒是清風的樣子。好將軍是極粘罕的孟垬。”此圖還可以作為歷史文獻使用，也是宋朝被外來入侵者的殘暴破壞的見證。

從宋朝之后，到了元、明、清三朝，特別是明朝末期，中國的春宮藝術發展到了頂峰階段。當時，春宮畫流行甚深，很多著名的書畫名家也都是春宮畫的大家。那時，在這方面的名畫家首推唐寅。

唐寅字伯虎，號六一居士、桃花庵主、逃禪仙史等，吳縣(今江蘇蘇州)人。少年時學習書畫于周臣，后結交沈周、祝允明、徐幀卿等人，與其切磋文藝。唐伯虎是一個風流才子，其詩歌、文章、書畫無一不精。他性格不拘小節，風流倜儻，后專門致力書畫藝術，擅長于人物畫，他也以繪制春宮畫而著稱。其傳世作品有《孟宮蜀妓圖》、《嫦娥奔月圖》等(現藏故宮博物院與上海美術館)。唐寅有一套題為《風流絕暢圖》的冊頁，一共為24幅春宮畫，十分著名，但此套冊頁的原本早已失傳，目前在日本有所謂的摹本。唐寅還有大幅的秘戲圖等作品，可惜都未流傳下來。唐寅還會寫春詩，比如他在一幅春宮畫題曰：“雞頭(乳房)嫩如何，蓮船(指小腳)僅盈握。鴛鴦不足羨，深閨樂正多。”又有一說：“清風明月無從覓，且探桃源洞底春。”赤裸裸地描繪性愛。在日本，有一幅唐寅所繪制的《小姑窺春圖》的春宮畫，被認為是藝術極品，很多人專門寫文章稱贊這幅畫。畫中隱約可見床帳中男女云雨之歡，門外一位少女在偷看，她情不自禁地把手伸進自己的衣裙下面。日本大學在討論中國藝術時，也會把這幅畫列為研究的對象。

同唐寅齊名的明朝大畫家仇英也以繪畫春宮畫而著稱。仇英，字實甫，號十州，太倉(今江蘇太倉)人。仇英是工匠出身，后從周臣學畫，與文徵明等結友。仇英擅長人物畫特別是仕女圖，其春宮圖也十分有名。仇英除繪畫全身著衣的戀人，也繪畫裸體相交之男女。仇英畫風精麗秀美，終于能和唐寅一樣成為明朝的四大畫家之一。仇英的春宮畫，據說有《花營錦陣》之冊頁圖集，全套為24幅圖畫，末幅圖畫以行書配詩一首。明清兩代的春宮圖，經常被制成畫冊形式，典型的春宮畫冊一般為二十四或者三十六幅之數。每幅各表現一種性交之姿態或場景，而且每一幅都配有一幅香艷的詩詞或者小令作為題詞。根據記載，晚明著名的春宮畫冊有《花營錦陣》、《風流絕暢》、《鴛鴦密譜》、《江南消夏》、《繁華麗錦》等多種。明朝的文學高度發展，明話本小說十分出色，于是春宮圖也就被用作為小說話本的插圖。比如明末崇禎年間刊刻的《新刻繡像批評金瓶梅》一書中就有二百多幅木板繡像插圖;而其中有幾十幅為春宮圖。其繪制精細，制版絕佳，表現出了明朝木板藝術的特色。

春宮圖在明朝鼎盛時期，還出現了許多的衍生形式，比如有專門表現男女交媾情狀的小雕像，還有以玉石或象牙制成的春宮雕塑等。江西景德鎮還出產了瓷質的春宮瓷板畫等。筆者在日本曾經見到過一件明崇禎年的瓷質春宮瓷板畫。筆者家中原藏有一套12只內畫鼻煙壺，也是春宮圖，可惜在文革中被紅衛兵抄家時抄走了。

2 日本浮世繪春宮藝術

日本文化的很多內容都源于中國和印度，但日本的性文化卻和中國與印度的性文化有所區別，自有日本的民族特色。從傳統來講，日本性文化歷史悠久，別具特色。在17世紀中，日本的都市商業迅速發展，整個都市文化也隨之而發展，于是出現了色情文學與色情藝術的興旺和繁榮。

學者考證“浮世”一詞，源自佛教用語，意思指的是“塵世”、“俗世”，后來此詞在日本得以流行，意思也改變了，意為妓院、歌舞伎、青樓等意思。17世紀在日本的江戶市，娛樂場所大多集中于一個熱鬧的市區，這個市區到了18世紀有大小茶樓將近400多個，妓院大約160多個，估計有妓女3000多人。每到春天時分，男男女女嬉笑歡樂，更透出這個“浮世”的繁華。在這種環境中，出現了一種描繪日本繁華景色的民族繪畫藝術，即“浮世繪”。

浮世繪藝術很受日本民眾的歡迎，慢慢地也就改變成為專門描繪風花雪夜、妓女生活、歌舞伎等的繪畫形式，而后逐漸地成為專門描繪性生活與性活動的日本春宮畫。在日文中春宮(Shunga) 意思是“性圖畫”，以性為色情主題的日本春宮畫的出現，到了17~19世紀發展到了成熟階段，于是通常被當做為”浮世繪“藝術的同義詞。

在早期的浮世繪繪畫中，有一條故事線貫穿畫卷之中，它是由12幅與性生活無關的場景組成，每一幅都代表著一年中的一個月份，這樣早期浮世繪就是一種月份牌畫。此后，由于中國雕版印刷技術的引進，推廣與普及，出現了日本的春宮畫。最初的印刷春宮畫只是一些在平板上的黑白版畫，后來才不斷地發展成為更加具有色情含義的彩色春宮畫。

當然，日本的浮世繪藝術深深地受到了中國繪畫藝術的影響。筆者的好友日本著名的藝術史學家松下惠智博士就指出：“沒有中國明朝的優秀的木板版畫藝術，就不可能有日本的浮世繪藝術，從文化—藝術交流史來講，中國的木板版畫藝術是日本的浮世繪藝術之母。”的確，不少日本浮世繪的風格和中國的木版版畫藝術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同中國明代的春宮畫相比較，日本的浮世繪春宮畫有其獨特的民族特色：為了迎合日本市民階層的趣味，日本的浮世繪畫家，開始拋棄了人物眾多的大場面，而更加集中描繪生活瑣碎的細節， 有意地將組合的人物構圖分解為單獨的人物的特寫。如果說中國傳統春宮畫的藝術風格特點是溫柔、優雅而含蓄，西方的性愛圖畫更趨向于寫實與浪漫而不過于暴露，日本的浮世繪春宮畫則與上述的中國傳統春宮畫與西方的性愛圖畫是大不相同的。日本浮世繪春宮畫的特點是夸張，力度強悍，往往使得觀者感到很粗俗乃至野蠻，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故意將生殖器畫得很粗大。美國性學專家賀蘭特·凱查杜里安博士指出：“盡管被夸張表現，但生殖器并不是春宮畫的聚焦點。給人印象更深的是交合者顯示出來的狂喜與痛苦相互混合的神情，它是性愉悅的典型影像。春宮藝術家同樣依靠具體的四肢姿勢和體位，尤其是卷曲的腳趾，來象征該級別的性興奮(基于自然注意的觀察)。正是這種對于身體和面部通體使用來表達性愛的感覺，使得日本浮世繪春宮畫藝術令人刮目相看。”

日本春宮畫故意運用夸張的手法將生殖器畫得十分粗大，使得作品更加具有一種庸俗、性感的獨特風格，因此18、19世紀自日本傳向歐洲的浮世繪和日本春宮畫，讓所謂優雅的西方人一下子就驚呆了。歐洲人總以為性愛的最高的指導原則是追求兩性的性快感和性和諧等，性愛應該是優美而隱秘的，但是日本春宮畫的性愛似乎是在搏斗、絞殺和強暴，看起來令人十分不舒服和痛苦。到了19世紀，當中國的傳統春宮畫被介紹到歐洲，歐洲人又開始迷惑了。荷蘭的著名漢學家也是中國性學家高羅佩博士曾經指出：“春宮畫不僅是為性指導或消遣而作，而且特備用作護身符。性交代表處于頂點的跟人生命的陽氣，畫有性交的圖畫據說可以驅走代表黑暗的陰氣。 在中國和日本，人們還把這種春宮畫放在衣箱里面。”又云：“中國古代房中之書籍，不諦不涉放蕩，抑奕符合衛生，且無暴虐之狂，詭異之行。故中國房室之私，出無用隱匿，而可謂中華文明之榮譽也。至于《花營錦陣》、《風流絕暢》等圖，雖是軒皇、素女圖勢之末流，實為明代套版之精粹，勝《十竹齋》等畫譜強半，存六如、十州之筆意，與清代坊間流傳之穢跡，不可同日而語。外國鑒賞家多謂中國歷代畫人不屑描寫肉體，據此冊可知其謬也。”筆者認為高公之言事實也。日本最后一位春宮畫大師喜多川歌磨死于19世紀初期。喜多川歌磨也是日本以外知名度最高的日本浮世繪春宮藝術家，在19世紀他在西方已經享有盛譽，西方的很多畫家比如馬奈、梵高、高更和畢加索等人都受其影響。自喜多川歌磨以后，日本浮世繪春宮畫日趨敗落，對于性的自然主義的描繪也日漸減少，進而轉向描寫露陰癖和性暴力。

3 高羅佩和《秘戲圖考》

高羅佩(Robert Hans van Gulik，1910~1967)，原名羅伯特·漢斯·范吉利克，高羅佩為其到中國后起的中文名字。高羅佩1910年出生于荷蘭組芬，幼年時他曾經隨父親在荷屬東印度住了9年多，直到1932年他回到荷蘭。高羅佩在小時候曾經有一次看到家中一個中國瓷花瓶上面的中國文字，于是他很感興趣，要學習中國文化。在他進入高中時開始學習梵文;當他16歲時，他在鹿特丹的唐人街找到了一位在荷蘭學習農業的中國留學生學習中文;1929年，他考進了烏德勒支大學攻讀中文、日文、藏文、梵文和東方歷史等;25歲時他獲得博士學位。高羅佩是一位語言學家，他會15種語言，其中屬漢語尤佳。1935年，高羅佩到荷蘭外交界供職，在此后長達35多年的外交生涯里，高羅佩先后在荷蘭駐東京、重慶、南京、華盛頓、新德里、貝魯特、吉隆坡的大使館或領事館任職。1943年，他被派往中國重慶，擔任荷蘭流亡政府駐重慶使館的一秘。當時，正值抗戰，重慶中外名流云集，高羅佩有機會結識名家，他本人也被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所吸引而入迷。首先，他對于中國古琴藝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向中國古琴名家葉詩夢學習古琴演奏，不久他就會彈奏《高山流水》等名曲曾經和于右任、馮玉祥等社會名流組織了“天風琴社”，專門從事中國古琴藝術的研究。中國文化的深厚底蘊深深地打動了這個外國人的心，高羅佩一心要找一位有教養的中國女子為他的終身伴侶。經過不懈的努力，他愛上了當時在荷蘭駐華大使館任秘書的江蘇名媛水世芳小姐，水世芳是清末名臣張之洞的外孫女，其父水鈞韶曾任中國駐蘇聯列寧格勒總領館的一等秘書，后任天津市長。水世芳畢業于齊魯大學歷史系，才華橫溢是個才女。1943年，他們結婚了，也正是在結婚婚禮上，高羅佩結識了當時正在中國進行考察研究的李約瑟，兩人成為了好友，并且共同把中國的古代文明和文化成就介紹到世界各國，而且在各自的領域中做出了偉大的貢獻。

高羅佩從20歲開始就學習中國書法，而且從此終生不輟。據他的夫人回憶：“從我認識他，一直到臨終，他沒有一天中斷過練習中國書法。”在重慶時，他對于書法藝術的熱愛達到了極致的地步，在西方人學習中國書法藝術中，高羅佩當屬第一人。高羅佩的筆力雄健，功底厚實，尤其以行書草書為佳。當時中國著名書法家如沈尹默、郭沫若、于右任等人都是高羅佩的書法筆友，他們稱贊高羅佩的書法乃是“奇人奇書”，——外國人學中國書法謂之“奇”也。

在中國期間，高羅佩孜孜不倦地廣泛閱讀中國經典文學作品，他特別喜愛唐詩宋詞，也會寫中國舊體詩詞。他曾經和郭沫若、徐悲鴻等人作詩唱和，寫出不少好詩作。高羅佩對于中國明清小說特別是章回小說很有研究，他時常到舊書攤尋找古舊書籍，搜集了不少有關中國的家庭婚姻和中醫的著作。

當時，在西方偵探小說很為流行，著名的《福爾摩斯偵探案》等著作成為了西方人家的案頭書。高羅佩在中國的舊書攤上，也購買到大量中國的公案小說作品，例如《包公案》等。他決定從《三言二拍》、《醒世恒言》等中國章回小說中選擇一些偵探故事翻譯成為英文，而當他在翻譯中，萌發出自己寫作的念頭，于是在1949年，他自己編寫的《狄公案》正式出版了。這是以中國唐代狄仁杰為主角的中國偵探小說集子，里面共有15個中篇、8個短篇。《狄公案》一書既滲透了西方的法律與價值觀念，又充分反映了高羅佩對于中國古代文化的體察與玩味。此書一出版就引起轟動，馬上被翻譯成為法文、德文、意大利文、荷蘭文以及丹麥文等，成為最好的暢銷書。2010年根據此書改編的電視連續劇《神探狄仁杰》正式開拍，而后成為了熱播的電視劇。

在學習中國藝術史時，高羅佩對于中國繪畫藝術，特別是明清版畫藝術很感興趣。有一次他從一位書商手中購買到一部《全本繡像金瓶梅》，即所謂的清宮收藏版的《金瓶梅》，書中的將近200多幅精美的繡像插圖，其風格蘊藉、繪制精美，足以稱得上是中國繪畫史的珍品之作。此后，高羅佩又繼續從舊書商和朋友們手中獲得了不少明清版畫春宮畫和一些有關的著作等。

20世紀50年代，高羅佩有機會到日本工作和考察。在日本期間，他結識了不少日本著名的漢學家，也購得一套中國晚明的春宮畫冊《花營錦陣》的翻版木刻，他認為其文化藝術價值很高，值得介紹，遂決定將其印刷出版。高羅佩還寫了一篇介紹中國春宮藝術的概論文章，而當他動筆編寫時，他發現事情遠沒有那么簡單，高羅佩決定要在這一領域中進行開拓性的深入研究。

從這個角度來講，荷蘭人高羅佩是現代中國性學研究的開路先鋒或領軍人物，其功勞不可限量。經過一段認真的研究之后，高羅佩在1951年出版了《明代春宮彩印》(Erotic Colour prints of the Ming Paeriod)。此書就是后來所提及的《秘戲圖考》——這是高氏自題的中文書名。因為書中的主體是描繪性生活的春宮畫，所以高氏只在東京私人印刷了50部，分贈給世界各著名的大學、圖書館和研究機構等。此后，高氏被公認為中國春宮畫之收藏大家、中國性學研究專家，他在此方面的研究專著和文章也就最為西方論著所引用。此后，他編著了一部題為《中國古代房內考》一書，成為了研究性學和中國文化的必讀書。根據中國學者楊權教授的介紹，此書中有12套春宮畫冊，共計300多幅作品，其繪畫內容包括類型和性交體態具體如下：

正常體位：女雙腿分開，或勾男腰，或搭男肩，或男臥女上，少數男跪在女大腿之間者，大約有80幅左右， 占25%;女上位：女騎在或蹲伏在男上面，臉與臉相對或投足相對著，占20%;女把腿倚在椅子上，凳子上或桌上，而男立在其后者，占15%;男自后插入，女跪在其前者， 占10%;肛交者，男立，女斜倚在高桌上，有1幅為男坐在板凳上，女背對男而坐在男膝上者，占10%;男女面對面側臥之姿6幅，占5%;男女蹲坐合歡者：有1幅為女坐在澡盆里面合歡之姿，占5%;女為男口交者，占5%;男為女口交者，占5%。

反常體姿：如1男共2女或兩個以上的群交計有3幅;女性同性戀者，為女子與女子合歡者1幅。

正如中國一些學者指出那樣：高羅佩的秘戲圖對于中國社會史、文化史、醫學史等學科研究都具有不可忽略的意義。從社會史的角度來講，秘戲圖的產生最初具有宗教的涵義，內容與房中術以及歷史的色情文學有著內在的聯系;在特定的時代廣泛流傳，所以秘戲圖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習俗，尤其是性風俗。從文化史的角度來講，秘戲圖可以提供難得的古代生活細節，給研究者帶來了意想不到的幫助，比如“它們對各式各樣的家具，雕繪了花飾的屏風和多樣化的裝飾物的細致表現，在那個特定時期的內部裝飾方面都提供了有趣的資料”，尤其在“內衣方面提供了珍貴的資料，而它們罕見于普通的中國繪畫”之中，足以彌補《中國歷代服飾》一類書著中的缺陷。從醫學研究的角度來講，秘戲圖版畫所描繪的各種性姿勢，具體反映了當時的性生活的細節，而這一切正如中國房中術所講述的中國古代的性行為和性生活與中國的養生學有著密切的聯系。此外，秘戲圖還從一個側面反映和驗證了中華文化對于日本文化的深遠影響。

由于歷史和文化等原因，高羅佩的《秘戲圖考》一直未被國人所知曉，中國學人間或聽聞到有這樣一部書著。直到1986年，臺灣九十高齡的俞大維老先生通過海外學人搜尋到一部保存完好的《秘戲圖考》，他推薦給臺灣出版商按照原版本影印重刊，可是在翻印500 本之后，就因為“有傷風化”而被臺灣司法當局查禁并罰款而告退。

此后，中國國內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楊權博士，偶然購買到一部價格不菲的《秘戲圖考》后，開始翻譯此書，并交給廣東人民出版社出版。為了適合中國國情，楊教授做了一些技術型處理，刪除了原書中的許多春宮畫插圖和整部第三卷《花營錦陣》。其原書第二卷《秘書十種》也許只有存目，其余部分未能翻譯，而原書的附錄部分也未翻譯，而且出版的這部專著也只能“內部發行”而已。1994年，太旺出版界出版了該書的中文繁體版，為大開本銅版彩色精裝本，不但補全了全書未翻譯的內容，而且增補了大量原著中沒有的春宮畫和浮世繪，并且附上了長篇論文《歌枕的世界》，詳細地介紹了浮世繪春宮畫藝術，還將書名改為《秘戲圖大觀》，由著名教授龔鵬程先生題簽。

筆者認為，目前在文化建國的熱潮之中，有必要對于中國的性文化與性藝術進行梳理，也應該對于高羅佩先生以及他對于中國性學研究所作出的卓越貢獻給予應有的評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