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設“女閭” 開“官妓”之先河

時間：2024-11-13 11:39 作者：修身堂

我國古代妓女的出現是比較復雜的，開始是“家妓”，可能還有“巫妓”（巫娼），以后又發展為“宮妓”、“官妓”、“市妓”、“私妓”，逐漸滲透到更廣泛的社會生活領域中去。

至于“家妓”，也許是從夏桀蓄女樂、倡優達3萬人開始的，有人把這稱為“奴隸娼妓”。以后，此風越刮越盛，上自天子和王侯將相，下至大夫富豪，都以廣蓄女奴為樂，并以蓄女奴的多寡作為炫耀權勢和財產的一個重要標志。這些女奴往往都負有呈身與獻技的雙重使命，供奴隸主淫樂，史書上稱她們為侍姬、小妾、聲妓、歌姬、舞姬，也有稱為美人、女樂、倡伎的，我們可以把她們統稱為“家妓”。《周禮》上所舉女酒，女舂抭，奚以下千人而弱，一般都選貌美才長的女子供皇帝淫樂。對皇帝的家妓后世也有稱之為“御妓”、“宮妓”的。西周是奴隸制度極盛的社會，蓄女奴之風甚廣，所以可以認為“家妓”、“奴隸娼妓”自西周始。

以后，這些受奴隸主控制的“家妓”，逐漸演變為“官妓”，即由為一個人或幾個人服務發展為面向社會、為奴隸主的某些政治、經濟和社會目的服務。在春秋初期，齊國的宰相管仲設“女閭”，《東周策》敘述這件事說：“齊桓公宮中女市七，女閭七百”。“閭”是門的意思，在宮中以門為市，使女子居之，這就是我國國家經營妓院的開始。據歷史記載，西方的國營妓院始于雅典的大政治改革家梭倫，他決定開設國營妓院還受到群眾的贊美，說這滿足了許多青年男子的需求；并保護了良家婦女，使她們出門時免受一些壯年男子的追逐。梭倫定律法為公元前594年，他創設國家妓院大概也是在這一時期，而管仲相齊在周莊王十九年，即公元前685年，死于周襄王齊七年，即公元前645年，管仲創設國家妓院至少比梭倫早50年左右。

管仲是個大政治家，他創設國家妓院并不是為了淫樂，也不是異想天開，而是有一些政治和經濟目的的：

第一，為國家增加收入，置女市收男子錢入官，即后世所謂“花粉稅”、“花粉捐”。所以清朝的褚學稼說：“管子治齊，置女閭七百，征其夜合之資，以充國用，此即花粉錢之始也。”

第二，緩和社會矛盾，即一方面不要使許多男子有無處發泄性欲的苦惱，另一方面使大量女奴隸得以適當安置。如《韓非子·外儲》說：“桓公見民行年七十而無妻，以告管仲。對曰：‘臣聞上有積財，則民必匱乏；宮中有怨艾，則民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于宮中女子未嘗御者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這一來，使社會上有些男子無妻的矛盾緩和了。同時，當時桓公稱霸，在征戰中俘獲他國女子很多，國內還有些罪犯女奴隸，把她們安置在妓女中，可進一步解決社會上一部分人的需要。

第三，吸引游士。當時各國諸侯爭雄，齊國要稱霸，必須網羅人才，用游談之士，管子相齊，已開布衣卿相之局，可是這些游士大都是生活放蕩不羈的人，喜愛婦人與醇酒，于是開設妓院就成了吸引他們的一種手段。燕太子丹也有類似的做法，他為了招攬人才，吸引游士，挑了一批美女安置在旅館中，每有賓客經過，就派這些美女招待、侍宿。

第四，供齊桓公娛樂。齊桓公好色，宮中的妻妾玩膩了，還要出來尋求刺激。《韓非子·外儲說右上》說：“桓公之伯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被發而御婦人，日游于市”，就說明了齊桓公好冶游。管仲創設妓院也有投齊桓公所好的成分。

管仲創設妓院以后，各國紛紛仿效。對有些國家來說，還利用妓女來制服強國，亡其宗社，妓女的力量真比十萬雄兵還大。后世的所謂“美人計”、“色情間諜”，可能源出于此。

例如，《韓詩外傳》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秦穆公問內史王繆說，人們說“鄰國有圣人，敵國之憂也”，現在西戎有大臣由余，是個圣人，對我們構成很大威脅，該怎么辦？王繆說，西戎處偏僻之地，沒有見過中國的聲色，你要送女樂給他們，使他們沉湎于聲色，其政必亂，他們的臣下就會和君主疏遠了，不能發揮作用了。于是秦穆公送西戎女樂二列，戎王果真耽于聲色，不理政事，國力和兵力都大大削弱，由余多次進諫無效，就離戎去秦。秦國為了爭取這個能人，派公子迎接，拜為上卿。這一來，秦國國力大大增強，擴張了領土，“并國十二，辟地千里”。

《史記·孔子世家》上也講了一件類似的事：齊國人說，孔子在魯國任職，魯國一定會強大起來，我國近魯國，一定會受侵害。于是有個叫犁且的人出了主意，選了80個美女，“皆衣文衣而舞唐樂”，還有30匹好馬，送給魯君，魯君沉溺于此，長期不理政，于是孔子失望而離魯，魯國遂弱。

此外，還有晉獻公贈虢女樂以熒其心，亂其政；鄭賂晉侯以女樂，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鄭遂得以保全；越王勾踐和吳國交戰，連年用兵，軍士長期離家，勾踐為了穩定軍心，提高士氣，就輸送了一批婦女到軍隊“慰勞”，這是管子“女閭”的變相，漢代“營妓”的先聲。

以上這些情況，可以說都屬于“官妓”的性質。以后，隨著商業的繁盛、都市的興起和井田制的被破壞，婦女流落為妓女的日益增多；而在戰國時期社會通用金屬貨幣，使嫖娼更加簡易化了，“私娼”就蔓延開來了。王書奴在《中國娼妓史》中指出，在戰國時“媵”制（一個女子出嫁，有幾個女子相隨而嫁的，叫做“媵”，此風起源甚古，在春秋時還盛行。）已消滅，人們不得不另覓縱欲途徑，這是娼妓興盛的“最大原因”。但是，看來這個“最大原因”還是要到經濟發展中去尋找。

對此，古書多有記載。如《漢書·地理志》說：“趙中山地薄人眾，猶有沙丘紂淫亂余民。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作奸巧，多弄物為倡優。女子則彈弦跕躧游媚富貴，遍諸侯之后宮。”《史記·貨殖傳》說：“越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屐，目挑心招，出不遠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從這個時代開始，娼妓問題貫穿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貫穿在中國的整個性文化中，直到今日。現代社會中有些女子，千方百計地以色相勾引男子，為了“奔富厚”，不擇老少、不遠千里地外出賣淫，和兩千多年前《史記·貨殖傳》的那段描寫，是何等相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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